郭献川
义顺集选区议员
刊于2017年5月23日的《联合早报》交流站
我从政后常被问：“这个问题政府要怎么解决？”纵观国人的言论，我发现就算是批评政府的，也很少看到欧美常见的“政府不该过于干涉”思想，反之却经常看到人们说，政府该多加帮忙。
因此我开始深思，新加坡为什么时常有这样的反应？我的结论是，建国的时候，为了凝聚大家的能力，都是以政府为主、政府为先的方法来治理国家。所以到了现在，新加坡人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，还是要政府去想办法。
这在我们建国的头几十年，帮助我们快速取得全世界称羡的成绩。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，这是否仍然适合我国？我们已经开始看到，在很多课题上，我们无法像以前一样，政府一句话就能带动大家往同个方向走。
那我们该如何在人民之间建立共识呢？中华文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几千年的实验、思索与沉淀，所以我开始从中寻找答案。
曾在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的杜维明教授对于儒家思想曾说：“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；政治高于经济；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。这种形式的儒学，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，必须加以彻底批判，才能解放一个国家的活力。另一面是儒家个人的伦理，它注重自我约束，超越自我中心，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、教育、个人的进步，工作伦理和个人的努力。所有这些价值，对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政治化的儒家，正是我国头几十年的写照。而个人层面的儒家思想，可能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思想。
打个比方，针对人口老化的问题，很多人会认为，人口老化要建更多养老院、请更多看护、医药开支会增加多少，归根究底就是一个字——钱。可是，西方学术界已经认识到，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许多政策的成果，甚至为此开辟了行为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等研究方向。
我国面对这个问题的方法，包括颁布赡养父母法令，这已经反映了我们的传统文化。进一步思考，儒家思想崇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而国人普遍对于收碗碟和收纸皮阿婆的怜惜之情，显示这个精神仍然影响着我们。社会该如何凝聚这种力量，帮助我国应付人口老化的挑战呢？
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，相信如果有更多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，将能产生更多有建设性的见解，所以希望我国华社能推动对这方面的反思与辩论。
当然，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，文化不只受儒家思想影响。不过在中国历史上，儒家思想也曾与其他思想共存，包括跟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佛家相互刺激，最终再次达到儒释道三方平衡。因此，我相信儒家思想能够在与其他种族文化共存的前提下，帮助我国适应新的时代。